《唐诗百话》施蜇存

田寶

　　但是，窦弘馀的诗集中，有一篇《广谪仙怨》，也是六言八句。他在诗序中说：玄宗在安禄山乱时，逃难入蜀的路上，很后悔不听张九龄之言，以致国家不可收拾。因此谱了一支笛曲，名曰《谪仙怨》。以寄托他悼念贤臣之意。这个曲子在大历年中盛行于江南。刘长卿降官为睦州司马时，在一处宴席上听到这个曲子，就谱作曲词，但刘长卿并不知道这个笛子的来历和寓意，因而他补作一首，名曰《广谪仙怨》，意思是增广刘长卿词的内容。　　根据窦弘馀所述的故事，后世词家就把刘长卿这首六言诗改题为《谪仙怨》，把八句分为上下片，每片四句，于是这首六言律诗一变而成为词了。不过，不要紧。韩翃有《送陈明府赴淮南》和《河上寄故人》二首，都是六言八句，无论如何，总该算是六言律诗了。　　六言律诗作者甚少，绝句则愈作愈好，宋代诗人如康伯可、王安石、秦观、参寥子等，都有很好的六言诗。现在选录张继一首，以结束唐人六言绝句。　　奉寄皇甫补阕　　京口情人别久，扬州估客来疏。　　潮至浔阳回去，相思无处通书。　　六言诗从古代乐府歌曲中解放出来，成为不合乐的诗的形式，为时不久，又被唐代新流行的歌曲吸收进去。与刘长卿、窦弘馀同时的韦应物有一首《三台》、一首《古调笑》，都是六言句的曲词。　　三台　　冰泮寒塘水绿，雨馀百草皆生。　　朝来衡门无事，晚下高斋有情。　　古调笑　　河汉，河汉，晓挂秋城漫漫。　　愁人起望相思，塞北江南别离。　　离别，离别，河汉虽同路绝。

田寶

　　王建有《宫中三台词》二首、《江南三台词》四首。《三台》是当时新行的小曲，故后世称为《三台令》，认为是一个词调名。今选录《江南三台词》二首：　　扬州桥边小妇，长干城里商人。　　三年不得消息，各自拜鬼求神。　　青草湖边草色，飞猿岭上猿声。　　万里三湘客到，有风有雨人行。　　王建也有《调笑》一首，即韦应物的《古调笑》，大约这是一个古代传下来的曲子，故韦应物加“古”字。后世称《调笑令》。　　团扇，团扇，美人病来遮面。　　玉颜憔悴三年，谁复商量管絃。　　絃管，絃管，春草昭阳路断。　　戴叔伦有一首《转应曲》，就是《调笑》：　　边草，边草，边草尽来兵老。　　山南山北雪晴，千里万里月明。　　明月，明月，胡茄一声愁绝。

田寶

　　这是一首边塞词，在唐诗中亦为仅见之作。韦、王、戴三家所作，句式，韵法都相同，已成定格，故后世划入词调，名《调笑令》，或《转应曲》，但南唐词人冯延巳有三首《三台令》，却就是《调笑令》。由此可知，《转应曲》或《调笑令》，就是《三台》的变体。以六言四句为本体，加了四个二言短句。今选抄冯延巳一首：　　南浦，南浦，翠鬟离人何处。　　当时携手高楼，依旧楼前水流。　　流水，流水，中有伤心双泪。　　六言句不但用入了唐五代的曲子词，也用入了北曲小令。请读一支元人张小山的《晚步》，调名《天净沙》：　　吟诗人老天涯，闭门春在谁家。　　破帽深衣瘦马，　　晚来堪画：小桥风雪梅花。　　以上叙述了六言诗的起源与流变。另外，还有一首顾况的《渔父引》，六言三句，尤其是中唐六言诗的新体。但此诗不见于顾况诗集，而见于宋人记录。黄山谷、徐师川都很爱此诗，全文借用来作为《浣溪纱》的上片。因为无法证明此诗确是顾况所作，更无从知道这三句是否全篇，题目是否原有，故只能作为附录，以备参考。　　渔父引　　新妇矶边月明，　　女儿浦口潮平；　　沙头鹭宿鱼惊。　　一九八五年五月二十九日
　

田寶

97.联句诗　　　汉武帝元鼎二年(公元前——五年)春，起造了一座柏梁台。此台用香柏为梁，故名柏梁。元封三年(公元前一O八年)，在柏梁台上开宴，规定二千石以上的官，能作七言诗者，可以坐于上席。于是皇帝首先作了一句七言诗，亲王、大将军、丞相等按官位高低每人接下去作一句，都用皇帝所作第一句的韵脚。从此文学史上出现了第一首连句体的《柏梁诗》。“柏梁诗”既是诗题，又是诗体名词。后世的一切联句诗都可以称为“柏梁诗”或称“柏梁体”①。太初元年(公元前一O三年)十一月，柏梁台被大火烧毁。“柏梁诗”遂成为此台唯一的纪念文献。　　柏梁诗　　日月星辰和四时(帝)　　骖驾驷马从梁来(梁孝王)　　郡国士马羽林材(大司马)　　总领天下诚难治(丞相石庆)　　和抚四夷不易哉(大将军卫青)　　刀笔之吏臣执之(御史大夫倪宽)　　撞钟伐鼓声中诗(太常周建德)　　宗室广大日益滋(宗正刘安国)　　周围交戟禁不时(卫尉卿路博德)　　总领从宗柏梁台(光禄勋徐自为)　　平理清谳决嫌疑(廷尉杜周)　　修饰舆马待驾来(太仆公孙贺)　　郡国吏功差次之(大鸿胪壶充国)　　乘舆御物主治之(少府王温舒)　　陈粟万石扬以箕(大司农张成)　　擞道官下随讨治(执金吾中尉豹)　　三辅盗贼天下危(左冯翊盛宣)　　盗阻南山为民灾(右扶风李成信)　　外家公主不可治(刺兆尹)　　椒房率更领其材(詹事东掌)　　蛮夷朝贺常会期(典属国)　　柱枅樽栌相支持(大匠)　　枇杷桔栗桃李梅(大官令)　　走狗逐兔张罘罳(上林令)　　齧妃女唇甘如饴(郭舍人)　　迫窘诘屈几穷哉(东方朔)

田寶

　　从梁王以下二十二人都是文武官员，每人作诗一句，讲他自己的职责。例如太常卿是礼乐官，他管的是“撞钟伐鼓”。宗正卿是主管皇族的，所以他知道“宗室广大”，贵族愈多。京兆尹是首都市长，他最怕“外家”和“公主”，他管不了。大官令是管理果树园的，他不会做诗，只会凄合果名七字。上林令是管理上林苑的，而上林苑是皇帝的猎场，“走狗逐兔”是他的本职。最后还有二人：郭舍人是武帝的管家，东方朔是文学侍从，此二人都以滑稽著名。故以诙谐的诗句结束。郭舍人说：我咬宫女的嘴唇，甜得象饴糖一样。东方朔说：我做不出七言诗，窘得简直没有办法了。　　这里有许多官名，如大鸿胪、大司农、执金吾、京兆尹等，都是武帝太初元年(公元前一O四年)所设置，元封三年还没有这些官职。梁孝王名武，是汉文帝的儿子，元封三年以前早已去世，怎么还能“从梁来”。这些都是疑点，因此有人以为是伪作，但此诗见于《三秦记》，即使是后人伪作，时代也相当早，它仍然可以说是最早的联句诗。　　晋武帝司马炎的时候，有一个贾充，历官尚书令、司空、太尉。他娶李丰的女儿为妻。李丰得罪被杀，他的女儿也判处流徒。贾充便再娶郭配的女儿。后来李女得赦回来，皇帝允许贾充兼有二妻，称为左、右夫人。可是郭夫人不许李夫人同居，贾充只得为李夫人另建住宅而不与郭夫人往来。李夫人名琬字淑文，郭夫人名槐，字玉簧。李夫人有文才，贾充去看她，二人联句成诗一首。这是比较可信的一首最早的联句诗。

田寶

　　与妻李夫人联句　　室中是阿谁，叹息声正悲。(贾)　　叹息亦何为，恐但大义亏。(李)　　大义同胶漆，匪石心不移。(贾)　　人谁不虑终，日月有合离。(李)　　我心子所达，子心我亦知。(贾)　　若能不食言，与君同所宜。(李)　　这是一首对话体的诗。每人二句，用同样的韵脚。贾充问：谁在屋子里叹气?李夫人说：我叹气是为了怕夫妻的情义有所缺损。贾说：夫妻情同胶漆，我的心终不改变。李说：这很难说，日月也有离合。贾充说：不用担忧，我们二人是彼此知心的。李说：只要你说话算数，我就与你一起过活。　　此后，联句诗绵延不绝。齐代诗人谢眺似乎很高兴和朋友联句，他的诗集中还有七篇连句诗：其中《阻雪连句遥赠和》一篇，是和江革、王融、王僧孺、谢昊、刘绘、沈约共七人的连句，每人作五言四句，谢朓首唱。这首联句诗不是七人在一起时同作的，是用通信方法互相赠和的，故题目说明是“遥赠和”。这又是联句诗的创格。

田寶

　　梁元帝萧绎有《宴清言殿作柏梁体》，是摹仿汉武帝与群臣联句，每人各作七言一句，叙述本人的职责。可惜全诗已亡佚，仅存三句。　　梁武帝萧衍有《清暑殿效柏梁体》一首，也是与群臣联句，每人作七言一句，各人讲他的本职。　　梁简文帝萧纲有《曲水联句》，是他为皇太子时与朝臣王台卿、庾肩吾等人的联句，每人作五言四句，赋咏曲水。太子作结句。　　梁诗人何逊也喜欢联句。他的诗集中有联句诗十六首，都是每人作五言四句，有《拟古联句》、《相送联句》、《至大雷联句》、《折花联句》等，题材有所扩大了。但象《送褚都曹联句》一首，全文止有四句，句下都不注明作者，显然是只保存了他自己所作四句，而没有保存其他作者的诗句。　　齐梁以后，联句之风冷落了一时。到唐初，太宗李世民于贞观三年(公元六二九年)，大破突厥后，宴请突利可汗于两仪殿，也效法汉武帝与群臣联句为柏梁体。《全唐诗》中收此诗，联句者为淮安王、长孙无忌、房玄龄、萧【王禺】，太宗首唱七言一句。其后，高宗李治有《咸亨殿宴近臣诸亲柏梁体》一首，仅存高宗首唱“屏欲除奢政返淳”一句。中宗李显景龙四年(公元七一O年)正月五日在蓬莱宫大明殿看吐蕃人骑马之戏，也和群臣作了一首柏梁体联句诗。这首诗共十四句，中宗首唱之外，参加联句者十三人。皇后、公主、昭容作六句，都是女诗人。最后由吐蕃舍人明悉猎作结句，这又是联句诗的新样。以后几朝皇帝，不见有与群臣联句的记载，但中宗李昂与柳公权的联句却又是唐史上著名的事。

田寶

　　由于开国以后三朝皇帝的提倡，联句诗在唐代繁盛起来。《全唐诗》第二十九卷所收全是联句诗。从李白、杜甫起，有颜真卿、顾况、皎然、白居易、刘禹锡、韩愈、孟郊、段成式，直到皮日休、陆龟蒙，从开元、天宝至唐末，联句的风气没有中止过，可知联句诗特盛于唐代。　　唐代的联句诗，有二人联句或数人联句。有每人作二句或四句的。有五言的，有七言的，也有三言的。但都是数人合作一诗，共赋一事一物，而没有对话体。象贾充和李夫人的对话体联句诗，文学史上恐怕仅此一首。　　李白有《改九子山为九华山联句》，是李白、高霁、韦权舆三人联句。李白先作二句，高霁续作二句，韦权舆再续二句，最后李白又作结尾二句。颜真卿有《登岘山观李左相石尊联句》，参加者有皎然、陆羽等二十八人。颜真卿作五言二句为首唱。接下去每人续作二句，成为一首五言五十六韵排律，这是作者最多的一首联句。　　李益有《天津桥南山中联句》一首，参加者为韦执中、诸葛觉、贾岛，主客共四人，每人作五言一句，合成绝句一首。这是最简单的联句诗。诗云：　　野坐兮苔席，(李)山行绕菊丛。(韦)　　云衣惹不破，(诸葛)秋色望来空。(贾)　　李绛、崔群、白居易、刘禹锡四人的《杏园联句》是每人作二句的七言律诗：　　杏园千树欲随风，一醉同人此暂同。(群上司空)　　老态忽忘丝管里，衰颜宜解酒杯中。(绛上白二十二)　　曲江日暮残红在，翰苑年深旧事空。(居易上主客)　　二十四年流落者，故人相引到花丛。(禹锡)

田寶

　　这首诗是崔群首唱。他先作两个起句。“上司空”是指定要谁接下去。司空是李绛的官名。于是李绛续作一联。指定要白二十二接下去。二十二是白居易的行次。白居易作了颈联，指定主客郎中刘禹锡作结句。这个办法，就是现代赌酒、赛球的“点将”。　　白居易与刘禹锡，韩愈与孟郊，皮日休与陆龟蒙，是作联句诗最多的搭档。他们的联句多数是每人作五言四句。首唱者作起句二句，可以是散句，也可以是对句。接下去再作一联对句。第二人接下去作对句二联。如是轮番各作二联，到最后才以二个散句结束。这样的联句，可以成为五十韵、一百韵的长篇排律。　　韩愈与孟郊的《城南联句》是一首著名的五言联句。它创始了一种新的联句法。韩愈先作第一句。孟郊作第二、三句。接下去韩愈作第四、五句。如此轮番写下去，最后韩愈以一句结尾，全诗长到一百五十四韵，三百零八字。这种联句方法，名为跨句联法。过去都是每人作二句或四句，概念是完整的，对偶也是由各人自己结构。现在韩愈改为从第二句联起，就必须先对上句，然后作第二联的上句，留给对方去找下句。这样就避免了一人自作对联。在思想内容方面，要先补足对方出句的诗意，然后自己提出半个概念，让对方去补足。这样的联句，就比较难做了。自从韩愈创造这个联句形式后，唐诗中止有陆龟蒙、皮日休、嵩起三人的《报恩南池联句》用过这个联法。宋代以后，联句作者很多，一般都是用跨句联法作五、七言律诗。每人作二句或四句的联句方法不用了。作长篇排律的也极少了。　　一九八五年六月五日　　①连句，齐梁以后称为联句。柏梁体是连句诗的名称。《沧浪诗话》以每句用韵的诗为柏梁体，非也。
　

田寶

98.唐人诗论鸟瞰

　　本文目的在将唐人关于诗的评论研究作一个鸟瞰。其实，我在讲诗的时候，已随时接触到这一方面的情况，本文只是再综合一次而已。诗论、文论，都属于文学批评，是文艺学的一个专题。关于唐代诗论，已有郭绍虞、罗根泽、朱东润、方孝岳诸家的专门研究成果，各种版本的《中国文学批评史》讲得都很详尽，读者可以参阅。我也没有能力讲得更多，更好些。此外，陆佩如的《中国诗史》，也讲到过唐人诗论，读者亦可与各本《中国文学批评史》参详。因此，本文只是把唐人诗论作一个简单的提纲，所以名之曰鸟瞰①。　　文学批评，产生于文学繁荣的时代。繁荣是百花齐放，百家争鸣的现象。唐诗在继承齐、梁、陈、隋及北朝的基础上，逐渐繁荣，逐渐形成了本时代的文化特征。王、杨、卢、骆以后，诗风大盛，作为唐诗第一个特征的律诗，在声律、体制等各方面都成熟了。从初唐到中唐前期，诗人们所要研究的，主要是格诗的“格”和律诗的“律”。我们合称为“格律”。汉魏以来传统的五言古体诗，唐人称为格诗。格诗要讲究“风骨”。这个名词，到晚唐时，皮日休、陆龟蒙写作“风格”。可知，风格就是风骨。后世文论家没有注意这一字之变，往往把风格与风骨认为是不同的概念，因此就讲不清楚。律诗的“律”，是指音律而言，不是“法律”、“规律”的“律”。所以唐人论律诗，都注意于词句的音乐性。

田寶

　　初唐时期的诗论，较多的是关于律的研究。齐梁诗人沈约首创的四声八病说，在这个时期被重视而采用了。四声是平、上、去、入。在两句诗中，要使字声和谐，就创造并确定了调声的方法。就是所谓“平仄粘缀”。八病是平头、上尾、蜂腰、鹤膝、大韵、小韵、旁纽、正纽。都是上下二句之间的声病。例如平头是指上下二句第一字和第二字都同声。如“芳时淑气清，提壶台上倾”一联中，芳、提，都是平声；时、壶，也都是平声。读起来就不美听了。这叫做犯了平头之病。“避忌声病”，也是当时诗人所十分注意的。　　律诗要用对偶句。如何作对，也是初唐人最关心的。上官仪首先归纳出六种对法：(一)正名对(即的名对。如以“天地”对“日月”)。(二)同类对(如以“秋雨”对“春风”)。(三)连珠对(如以“微微”对“漠漠”。又名叠字对，重言对)。(四)双声对(如以“槐黄”对“柳绿”。用双声字)。(五)叠韵对(如以“旁皇”对“尚羊”。用叠韵字)。(六)双拟对(如以“花明柳暗”对“月白风清”)。此后就有人接着研究对法。元兢作《髓脑》，提出六种对法。崔氏提出三种对法，皎然提出八种对法。

田寶

　　有一个日本和尚弘法大师，在贞元年间来中国求佛法。他也关心中国诗学。抄集了不少中国诗学资料，回国后编成一书，名曰《文镜秘府论》，以供日本诗家借鉴。我国初、盛唐时期有许多研究诗格的著作，例如元兢的《髓脑》，王昌龄的《诗格》，至今均已亡失，幸亏《文镜秘府论》中还保存了一部分。《文镜秘府论》的内容，即以研究声病为主，据此书的记录，八病已扩大到“二十八种病”，对法已增添到“二十九种对”。根据此书所反映的情况，可知唐代初期的诗论，集中于研究律诗的声病及对偶。　　关于诗的风骨与作用，未见有专书论述。但陈子昂在《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》中慨叹于“汉魏风骨，晋宋莫传”。“齐梁间诗，彩丽竞繁，而兴寄都绝”。李白作《古风》诗，也说“大雅久不作，吾衰竟谁陈”。“自从建安来，绮丽不足珍”。杜甫作《戏为六绝句》，以表示他的诗学观点。他以为作诗应“方驾屈宋”，不应作“齐梁后尘”。这些论调，虽然仅见于片言只语，都分明看得出他们在诗的辞藻及思想内容两方面，都主张恢复到魏晋以上，直到《诗经》、《楚辞》。

田寶

　　元结编《箧中集》，就是针对当时诗家只讲究声病而不注意诗的内容及作用的。他在序文中说：“近世作者，更相沿袭。拘限声病，喜尚形似。且以流易为辞，不知丧于雅正。然哉?彼则指咏时物，会谐丝竹，与歌儿舞女，生汙惑之声于私室可矣。若令方直之士，大雅君子，听而诵之，则未见其可矣。”他虽然批评近世诗人的“拘限声病，喜尚形似”，但并不否定这种诗。他以为这种“会谐丝竹”的诗，只能用于私室宴会，让歌儿舞女去讴唱，以供嬉乐，而正宗的诗，则必须风骨雅正，为“方直之士”、“大雅君子”所“听而诵之”。这个观点，就为后来白居易把诗分为讽谕、闲适、感伤三类的根据。　　贞元、元和、长庆这一段时期，经梁肃，柳冕、权德舆、独孤及而至于韩愈，古文运动的文艺理论在唐代文学的发展上起了很大的作用。有许多思想观点，从初唐以来已有人分别提到，但到韩愈才构成一个完整的理论系统。他在捍卫儒道的基本思想上，对文学的社会作用与创作方法，提出了明确的口号。他主张“文以载道”，就是说文学作品要有思想性。一般诗人都以诗的功能为“缘情体物”，即歌咏事物，以抒发性情。“载道”就是对“缘情”的否定。他主张为文要“能自树立，不因循”。又主张为文要“务去陈言”，“词必己出”。都是提倡文学的创造性，反对摹仿古人，反对袭用陈言滥调。这些话都是针对当对文风的弊病而说的。

田寶

　　白居易对诗的观点，更为积极。他在给元稹的一封长信中痛快淋漓地讲了诗的意义和作用。他主张诗要为政治服务。在上的统治阶级应当“以诗补察时政”，在下的诗人应当“以歌泄导人情”。诗必须通过比兴手法寓有讽刺时政的作用。所谓“兴发于此而义归于彼”。否则，但有美丽的佳句，而不起讽谕作用，无益于治道，那就只是“嘲风雪，弄花草”的无聊作品而已。他说自己在年轻时，做过许多诗，朋友都以为好。其实还没有认识到作家的任务，年长做官以后，与人谈话，常常关心时事；读书史时，多研求政治得失。于是，才知道文章应当为时代而作，诗歌应当为时事而作。这些话，就是说文学创作必须能够反映时代和社会。白居易的诗论，已接近了近代西洋文学中现实主义的理论，但另一方面，也还是继承并发扬了“六义”的传统诗教。　　从韩愈到白居易的诗论，虽然如洪钟震雷，惊动当代。但在同时代诗人的实践中，可以说没有起多大的作用。温飞卿、李商隐反而把绮辞丽句推上了高峰。贾岛、姚合，仍然依靠风云花草，才能成诗。这时的诗家，已不必再研求四声的粘缀和八病的避忌，他们所注意的是搜集许多可以摹仿、抄袭学习的佳句。编成一本摘句图，作为自己的“枕中秘”。例如齐已有《玄机分别要览》一卷，摭录古人诗联，以风、赋、比、兴、雅、颂为分类法。姚合有《诗例》一卷，亦是摘取古人诗联，叙其措意，各有体要。李洞有《诗句图》一卷，取贾岛警句五十联及其他唐人警句五十联。郑谷有《国风正诀》一卷，亦是摭取诸家诗联，分为六门，注明其比兴意义。这些书现在都不传了。现在只存皎然的《诗式》五卷，张为的《诗人主客图》一卷。这两种书，仍是以摘选佳句为主。总之，从中唐后期至唐末，诗学研究都集中在律诗的句法。

田寶

　　司空图的《诗品》一卷，是唐代诗论中突出的著作。他用二十四首四言诗描写二十四种诗的境界，或说风格，例如他描写“典雅”的诗境云：　　玉壶买春，赏雨茅屋。坐中佳士，左右修竹。　　白云初晴，幽鸟相逐。眠琴绿阴，上有飞瀑。　　落花无言，人淡如菊。书之岁华，其曰可读。　　诗写得很好。但要从这样一首诗中体会典雅的诗境，至多也只是一种象征性的诗铭，我以为不能算是文学批评。　　一九八五年六月十日　　①“岛瞰”是个外来语，中国原来没有。它是bird—eyeview的译语。如鸟飞空中，俯瞰大地，虽见全形，实在只是一个轮廓。
　

田寶

99.唐诗绝句杂说

　

　　本文曾在一九八一年《语文学习》发表过。当时应编者之请，为唐诗绝句写一篇专文，谈谈绝句的起源和发展。我曾计划就历代各种文学形式有系统地各写一文，从文学形式的角度探索其承先启后的情况。这个计划被教学工作与患病阻止了，迄未实现。现在只有这一篇，附在本书，聊以充数。原来不在本书的计划中。　　一九八五年五月附记　　(一)什么叫绝句?　　绝句是以四句为一首的诗，每句五言或七言。这是大家都知道的，没有人会发问。现在要问的是：这种体式的诗，为什么名叫“绝句”?这个“绝”字是什么意思?

田寶

　　光是一句诗，不论是五言或七言，不可能表达一个完整的概念。例如《古诗十九首》第一首第一句“行行重行行”，第二首第一句“青青河畔草”，我们读了之后，得到什么概念呢?“走啊走啊”，走到那里去?“河边的青草”，又怎么样呢?我们必须读下去，读到第四句，才能获得一个完整的概念：　　行行重行行，与君生别离。　　相去万馀里，各在天一涯。　　道路阻且长，会面安可知?　　胡马依北风，越鸟巢南枝。　　相去日已远，衣带日已缓。　　浮云蔽白日，游子不顾返。　　思君令人老，岁月忽已晚。　　弃捐勿复道，努力加餐饭。　　这首诗一共十六句，四句为一节，表达一个概念，或说一个思想段落。这样的四句诗，在南北朝时代的文艺理论上，就称为“一绝”。绝就是断绝的意思。晋宋以后的诗，差不多都是四句为一绝。不管多少长的诗，语言、音节、思想内容，都需要连续四句，才可以停顿下来。　　青青河畔草，郁郁园中柳。　　盈盈楼上女，皎皎当窗牖，　　娥娥红粉妆，纤纤出素手。　　昔为倡家女，今为荡子妇。　　荡子行不归，空床难独守。

田寶

　　这首诗前段六句，后段四句，可见是汉魏时代的诗，四句一绝，还没有成为规格。如果齐梁时代的诗人做这首诗，他们肯定会删掉两句，或再加两句。　　四句一绝，这个观念是自然形成的，从《诗经》以来，绝大多数诗都是以四句为一个段落。但它成为诗的规格，并给以“绝”的名称，则为齐梁以后的事。陈代徐陵编《玉台新咏》，收了汉代的四首五言四句诗，给它们加了一个题目“古绝句”，又收了吴均的四首五言四句诗，题目是“新绝句”。这里反映出“绝句”这个名词是当时新产生的。既然把四首原来没有题目的汉诗称为“古绝句”，就不能不把同时代人吴均的四首称为“新绝句”了。新、古二字是作品时代的区别，不是诗体的区别。这种诗体，只叫做“绝句”。但是，作《玉台新咏考异》的纪容舒却把“新绝句”改为“杂绝句”，又加了说明：“体仍旧格，不应云新。当由字形相近而误。”他以为吴均这四首绝句还是和汉代的四首同一体格，不是唐代近体诗中的绝句，所以不能说是新绝句，因此就大笔一挥，改作“杂绝句”。理由是“新”字与“杂”字“形近而误”。这是一种荒谬的校勘学，“新”字和“杂”字的字形决不相近，他的理由实在非常武断。

田寶

　　在北周庾信的诗集里，有两个诗题《和侃法师三绝》、《听歌一绝》，都是五言四句诗。庾信和徐陵是同时人，不过一在北朝，一在南朝，可见绝句在南北朝都已定名、定型，而且可以简称为“三绝”、“一绝”了。　　《诗经》里的诗，大多数是四言四句，古人称为“一章”，实际上也是“一绝”。汉魏五言诗，以四句为全篇的很少，故没有必要把四句的诗定一个诗体名词。但在较长的诗篇里，四句一绝的创作方法已自然形成。到晋宋以后，由于民间歌谣的影响，诗人喜欢模仿四句的民歌，就大量出现了五言四句的小诗，这时候，才有需要给这一类型的诗定一个名叫做“绝句”。　　宋元时代，通行把“绝句”称为“截句”。他们以为“绝句”是从律诗中截取一半。他们似乎不知道“绝句”的产生早于“律诗”。如果说绝句是半首律诗，就应该先有八句的律诗了。这个观点，是违反诗体发展史的现实的。

田寶

　　(二)古绝句与近体绝句　　徐陵所谓古绝句，是指汉魏五言四句的诗。它们有押平声韵的，也有押仄声韵的。有第一句起韵的，也有第二句才起韵的。但是它们不讲究声调，也不谐平仄。吴均、庾信的绝句，出现了对句，也偶尔有平仄黏合的，不过还没有全篇平仄和谐的。除开吴歌西曲这些民间绝句以外，庾信似乎是文人中写绝句最多的。他的诗集第六卷，全是绝句，而且卷尾有三首七言绝句。　　初唐后期，诗句的平仄和谐成为诗的声律。四声八病的理论，愈来愈被重视，五言古诗，七言歌行，各自发展成为五言律诗、七言律诗。齐梁时期的绝句也趋于服从声律，讲究平仄和谐，于是形成了唐代的绝句。唐代人把新规格的绝句和五、七言律诗都称为近体诗，而把传统的一切五、七言诗称为古体诗，或者干脆称为古诗。《玉台新咏》里的“古绝句”、“新绝句”，在唐代人看来，一律都是古体。